撰文：Wendy
校搞與照片提供：陳稚璽
前情提要：「不信正義喚不回 不容公理盡成灰（上）」Wendy 原本以為自己找到好工作，能在雪梨知名藥廠的包裝部門上班，殊不知在拒絕變相強迫加班後遭到無預警資遣，Wendy 沒有摸摸鼻子乖乖就犯，就在第一次與資方的協調失敗後，Wendy 決定將心力集中在申訴知名藥廠積欠薪資的惡行。
就在此時，我認識了 T-WHY 的創辦人之一韋婷，韋婷向我詳細解釋了澳洲各種不同的申訴管道並解釋各自利弊，韋婷告訴我，不論我最後決定走哪一個管道，一定要盡可能集結眾人，人數越多，我們的案子越會受到重視。
由此我確立了作戰方向：團隊作戰、集體申訴。
我開始招兵買馬，聯絡過去的同事們；同時也開始聯絡工會，試圖透過加入工會，讓工會替我們向藥廠追討薪資。但在此階段，雖然找到了待遇更佳的新工作，卻也遭逢強烈的挫敗感。
其一是來自工會的軟釘子，工會的立場很明確：你不能出了車禍才想買保險。工會認為，我們是有了糾紛，碰到困難才找上他們，而他們並不歡迎這樣「坐享其成」的不速之客。儘管我努力解釋，外國背包客對於澳洲法規及工會組織的不熟悉，他們的態度仍並不十分積極。
其二是同鄉背包客們的退縮與奴性，過去大家義憤填膺地一同抱怨發薪不合理，強迫加班，而今有機會討回公道，卻因著各理由卻步。我聽到最多的是「不好意思」。由於當時很多人是透過在職的員工介紹或是遞履歷進去的，因此申訴公司會對當初介紹進去的朋友「不好意思」，會對鄰居的朋友的朋友「不好意思」；或者是因為公司現在強迫加班的情況有改善，所以就不想申訴了，穩穩地做到簽證到期就好，也有是跟裡面的正職員工交好，擔心申訴會影響情誼而婉拒，另外亦有想與公司簽工作約以求取得身分的背包客，自然更不願加入申訴行列。
被工會拒之門外的挫敗感，遠比不上對台灣背包客的無力感；工會不願協助我們，我能理解，畢竟在他們看來，我們就是一毛會費都還沒繳，就想著要他們幫我們。但台灣背包客的反應，卻令我深刻的明白，台灣人的勞動意識有多麼低落，今天我們並不是要爭取加薪或是要求福利，而是公司違法，低付薪資，我們所要爭的，是我們被積欠的，我們付出勞動力所應得的薪水！背包客們既然都選擇了來到澳洲這樣一個相對注重勞工權益的地方，有法律的保障，是公司違法，公司理虧，我們完全站得住腳，竟也這樣瞻前顧後，畏縮不前；難怪台灣的勞動條件遲遲無法改善，我感到無比洩氣。
在此同時，我的簽證到期日漸漸逼近，但招募人馬不甚順利，且與我同期的前同事們也陸續回台，將來連絡更加不易，與工會的溝通也未見改善，我感到十分不安且焦慮。雖然申訴進度未見起色，到了該離境的日子我還是必須離開澳洲，否則就是非法居留了，我將工作交棒給一位前同事 A，她先我一步離開藥廠，去農場集二簽，此時剛好回到雪梨，由她繼續連繫尚在藥廠工作的人，我則回到台灣，聯絡已回台灣的前同事們，進入了台澳兩地分工的時期。
在這段期間，我們也與另一間工會組織聯繫上，她們相當積極熱心，而且派會講中文的專員協助我們，可惜最後發現藥廠的產業別與工會性質不符，他們無法代表我們向藥廠索討薪資。
經過兩間工會的挫敗，我們最終決定透過 Fair Work Ombudsman 進行申訴，加上此時我們的申訴人數已破 10人，而且也多虧了藥廠均以電子郵件寄發薪資單，我們的證據算是保留的相當齊全，而且因為人數眾多，可以互相補足對照。我和 A 分工合作，她向 Fair Work Ombudsman 聯絡，我則動手製作中英對照的申訴表格填寫範本，以及教大家如何計算自己被積欠的薪資。我們的案子獲得 Fair Work Ombudsman 的最優先處理待遇，在寄出申訴書後，我們在數天內所有人或到雪梨市區進行面對面訪談，或是在台灣接受越洋電話訪談，每個人的訪談時間 2-4 小時不等，對工作內容，工作環境，主管權責，薪資發放，問的巨細靡遺，非常詳盡，儘管事前大家已經努力回想，預作準備，還是有許多細節只能以「忘記了」或是「不確定」帶過。雖然是透過三方口譯，但負責我們的專員本身中文流利，顯見 Fair Work Ombudsman 的用心，避免訪談內容在轉譯的過程中，有所錯漏。
電話訪談結束後，就是等待。等待 Fair Work Ombudsman 的調查，等待藥廠對 FWO 調查的回覆，等待藥廠簽署協議書同意返還欠薪，等待協議書生效，等待欠薪匯入戶頭。
等待正義。
後記
終於，在 2015 年 2 月 20 日，所有參與申訴的人都收到了被積欠的薪資。Fair Work 表示我們算是相當幸運且順利的案子，因為很多時候，如果雇主不願意配合或是對 Fair Work 相應不理，其實是無法拿回薪水的。對 Fair Work 而言，他們最大的宗旨是促進勞資和諧，使澳洲的勞動環境更加進步。藥廠如果能從此遵循澳洲法規，以合理合法的薪水聘用勞工，也是好事一樁。
